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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零一章 一朝天子一朝臣


  
  瑞典的激进派政客,需要一个五年平俄的政绩;东印度公司董事选择利润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产;大顺需要的打开欧洲市场站住脚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  三方稍微谈了谈,在某种底线上已经达成了一致。
  底线可以接受,卡尔却不能立刻给出确定的答复。
  他现在还不是国务大臣,即便他很有信心,自己的激进派能在今年的国会中执掌大权,可现在毕竟还没有。
  名不正,言不顺。
 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,卡尔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  自己可以给东印度公司设置一个底线。
  如果,一切顺利,自己的激进派在今年掌控了国会,那么自己就可以承认卡姆比尔在中国的谈判。
  如果,出现了意外,那么卡姆比尔在中国谈判的条件,并没有法律效力,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认。
  在政客看来,如果瑞典出尔反尔,大顺有反制措施,可以断绝贸易、加增瑞典的出口关税。
  但那不重要。
  相反,如果出现了意外,激进派在这次国会召开中失败,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担着。
  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。
  先斩后奏,造成既定事实,国会可以后期追认认可。
  如果换届成功,等卡姆比尔从中国回来,他这个激进派的新国务大臣,就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政绩宣传:看,是我达成了瑞、法、中的反俄同盟,是我守护住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利益。
  既然卡姆比尔找到了这里,显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内部,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意识。
  和英国、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账本是不公开的,船到就直接销毁的。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对汹汹的、数量众多的小股东。
  只要大股东们同意,小股东们是翻不起什么浪的——他们连利润到底是多少,都无权知道,只要确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兰国债或者英国国债,就值得投。要不然,在瑞典,留着钱还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资方向呢?总不能向国王学习,在瑞典养蚕吧?
  卡尔·吉伦特博格心中的这个大胆的想法,就像是春天发芽的荨麻,很快布满了心间,用那些剧毒的毛刺驱赶走了其余的杂草。
  至于那些造船业主,这是可以用钱搞定的。而这笔钱,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,由大顺的商人出,以作为游说国会的资金,以便修改垄断权条例。
  斟酌片刻后,他认定馒头只是在传达某种意图,确实没有最终谈判的资格。
  于是请馒头先离开,只留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尔,商谈这个私密问题。
  “考林爵士,你既然作为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,国务大臣给你的底线是什么呢?”
  此时还不是国务大臣的卡尔询问了一下,这应该算是一个秘密,有些事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。
  “国务大臣并没有给我具体的底线。他说只需要让我对国会负责、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。这样的谈判,必然是毫无意义的,也定然是会无功而返的。”
  “如果我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,那么就意味着:中国的商船不能参股,只能在瑞典建造;中国商船的船主,必须接受瑞典的军职,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……显然,这是顺帝国不能接受的。”
  “他们不能接受,就必然采取反制措施。加增对瑞典的出口关税、增加瑞典船只入港税、甚至封闭瑞典商馆。”
  “国务大臣的底线,模棱两可,一切责任都是我来承担。”
  卡姆比尔脑子很清醒,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不想背锅,给的这些个底线,纯粹扯淡。
  既要不违背瑞典法令,又要保证东印度公司存活,这不是扯淡是什么?
  无论他在中国那边达成了什么条件,到头来都是错的。
  允许中国商人入股,那就违背了国会;不允许中国商人入股,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闭。
  国务大臣倒是不用担责任,可以诘责他,这种事实在是幼稚的政治。
  给他的头衔是对华交涉全权代表,可他能交涉什么?后面的绳子拴的这么紧,往左走是死、往右走也是死。
  故而卡姆比尔根本没有指望在现在的国会中纠结,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了国会改组,支持激进派上位,赶走阿维德,换一个和东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,也就是眼前这位卡尔·吉伦特博格。
  故意透露出的无奈,在等着卡尔表态。
  “不得不说,我们的阿维德大人的外交政策,是软弱且愚蠢的。国会里像他这样腐朽的人太多了。”
  “如果我是国务大臣,我会答应顺帝国的许多条件。有芜菁吃,也比饿着肚子强。”
  卡尔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
  “卡尔爵士,东印度公司也认为国会的一些外交政策,过于温和。至少,对东印度而言,海外的利益,没有中国的支持,是不可能盈利的。与其叫东印度公司,不如叫瑞典中国公司。这是现实。”
  “对于英国和荷兰,虽然我们欠荷兰人不少债务,但您知道,荷兰人做生意很讲信誉。当年荷兰和西班牙、法国打仗的时候,只要给钱,荷兰商人是可以把粮食和火药运到法国人的城堡里的。”
  “即便我们扩大业务,会引起英荷的不满,但……但事实上,您也知道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组建的第一天开始,英荷就是不满的。我们给英国的外交照会,英国根本没有拆封给送了回来;荷兰人也差不多。既然他们已经不满了,那么我们再扩大一下业务,也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  卡姆比尔站在商人的角度上,冷静的分析了一下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处境。荷兰人的“讲信誉”在欧洲还是很立得住的,就算立不住,有了顺帝国商人的资本,完全可以连本带息地将荷兰的债券偿还。
  当然,最好不还。欠钱的是大爷,欠债越多,荷兰动手的顾虑就越大,要是还了本金,反而让荷兰人少了顾虑。
  而且东印度公司现在的问题,主要就是两点。
  资本少,船少,运的货少。
  在中国,被在那里根深蒂固的荷、英、法、西、葡打压,拿不到上等茶叶和瓷器。
  大顺商人如果可以入股,确实能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。不管是荷兰盾,还是西班牙银元,在广东、福建,存量都不比加的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少。
  去年商船的订烧瓷,也表明了在大顺做生意,有官方背景的,让你活你就能活,让你死你就得死,让你拿到货你就能拿到货,让你拿不到货你就拿不到货。
  这些问题,他和那些不怎么太过愚蠢的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清楚了,现在也需要向眼前这位很可能执掌国会的人说清楚。
  这也不是说给卡尔明白的,而是让卡尔在国会中,接受质询时候的说辞。
  “考林爵士,你的话很有道理。中国贸易的利润,不应该被英国和荷兰垄断,瑞典理应分一杯羹。而且,这和我们的激进的重商主义政策不矛盾。只要你们保证,不会将中国的纺织品在瑞典销售,我想这应该是国会授予你们的唯一底线。”
  “至于其他,您作为商人,商人的第一目标是追求利润,而且您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和第一股东,我想您在谈判中完全可以清楚地取舍利益。”
  “国会应该支持,而不是应该反对。”
  话尽于此,卡尔也不能说的太明白,毕竟他还不是国务大臣,他的激进派还没有控制国会。
  但他已经给出了卡姆比尔底线:只要保证纺织品不在瑞典销售,剩下的都能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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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不过,一些国会议员们的利益,或许会受到一些损害。这或许需要一定程度的补偿。这个,或许也应该作为一个和中国人谈判的条件。”
  卡姆比尔完全听懂了。他盘算了一下,今年国会要开会,激进派很有可能大获全胜,那么旧的国务大臣给自己的那些模棱两可的底线,自己完全不需要听。
  一朝天子一朝臣。
  眼前这位最可能的新国务大臣,已经给了自己新的底线,这一次中国之行也就轻松多了。
  那么,剩下的,便是行贿了。或者说,叫游说。
  结束了这次谈话,卡姆比尔再度约见了馒头,隐晦地表达了一下条件后,他又立刻返回了哥德堡,解决股东们的最关心的分离对华业务的股权分配。
  馒头还不能立刻返回哥德堡,他来的时候,是带了一些礼物给瑞典国王的。
  天子既然知道这事,礼仪之邦嘛,就不可能让他们空着手来,自然是赠送了一大堆的礼物,所以他要在这里等瑞典国王的还礼。
  天子送的礼物,有贵、有重。
  贵者,首先要符合礼制。天朝可不承认瑞典是帝国,依照郡王礼,紫檀木漆器为顶,白玉青玉的一些礼器都是单的,估计瑞典人也不懂,可能也不觉得值钱。
  重者,则是瓷器、丝绸、茶叶等三件套,这些在瑞典都能卖上好价钱,瑞典国王肯定是还相应的礼物。
  好在瑞典国王是神罗的黑森伯爵,领地不少,不至于拿不出相应的礼物。
  在等待瑞典王凑礼物的时候,两对精美的青花敞口壶、四匹上等的倭缎、二十柄对日贸易积压的扇子、两口倭刀、一套朱漆菊瓣儿盘、六团普洱茶等等礼物,被送入了卡尔·吉伦特博格的府邸。
  除了这些礼物,还送了一张价值两千两的代金股权,表示将来在中国入股的时候,卡尔的这一份会直接入股到瑞典东印度公司中,股息就作为他退休后的年金,可以直接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大楼取息。
  不怕送礼,而是怕送礼找不到对的人。看来,这个卡尔·吉伦特博格,是个值得送礼的。chaptererror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