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一中文网 > 新顺1730 > 第八十六章 混乱、曙光

第八十六章 混乱、曙光


  色楞格河畔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之时,齐国公的奏折也已经加急飞奔回了京城。
  大军还没有全部撤回,皇帝和一干重臣已经先行回京。
  北方大胜的消息已经传遍,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,还不到告太庙的时候,皇帝借机吹嘘自己指挥若定破堡的事,已然人尽皆知。
  一时间马屁四起,李淦说不出的受用,更为在意的军中威望也是大涨了一波。
  齐国公的急奏一到,上面固然说内帑密约,但这种事也不可能不和诸臣商议。
  禁城天佑殿,大顺天佑殿军国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阁臣们赐座。
  军国平章事,听起来仿佛宰相,着实霸气,但实际上距离宰相还差了十条街。
  前朝内阁阁臣就自己说过,所谓阁臣首辅,不过是上借帝君之威、下侵诸曹之权,实则不过一秘书耳。
  大顺开国时候的第一批平章军国事们叛的叛、死的死,实无开府之能。到如今几经变革,权责渐渐明确平衡。
  为了控制官员选拔,把吏部文选司从吏政府中剥离升格为文谕院,又增添了一些其余部门隶属于天佑殿。
  天佑殿实际上比前朝内阁多了一些监察权和人事权,不过平章军国事们又不兼六政府之首,也无直接控制权,天佑殿的实际头目还是皇帝。
  如今朝廷天佑殿内,连带加衔的平章军国事一共六位。
  一个是勋贵出身,加权将军;一个是武德宫魁首出身。
  剩下四人,都是科举出来的。
  但这四个人又是不同的学派,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,至少看起来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顺眼的。
  大顺官方意图推行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,作为官方意识。
  但理学心学传承日久,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乱,如今还处在一个“破而未立”的阶段。
  批判理学的多了,可是却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阳明那样的大儒破而后立。
  大顺太祖西安建制的时候,东林五虎将之一的惠世扬主持了废八股而专取策论的考试,选拔了不少人才。
  等到高一功复京城、李来亨定江南后,大顺的第一场正规殿试的策论,标志着新朝的风向。
  策论题目选自《论语》,也很简单。
  “管仲非仁者与?”
  策论题目一出,那些嗅觉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风向。
  这新朝,是要外王,而非内圣啊,甚至品出来一丝霸道的滋味。
  明末之乱,整个江南的儒学风气都产生了种种反思和变革。
  效伯夷叔齐,自然不食周粟。
  子孙后代可以当官,自己却是不干的,这是传统气节。文丞相也不妨碍亲族兄长子侄投元啊,只要自己为前朝尽忠就是了。
  又不做官,又要为前朝尽忠,自然要把明末为什么混成这个惨样思索一番。
  总得有人出来背锅。
  衍圣公府都因为剃发被降格到了奉祀侯,要是后人不背锅,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锅了。
  于是王阳明就先把这个大锅背了起来。
  一时间对他的评价,简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了。
  和王安石相提并论,在宋明时节,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人祸乱天下了。
  王夫之、顾炎武等人,对于明末文人“空谈心性、不干正事”的行为深恶痛绝,以为此是明末乱局的根源。
  顾炎武说的还客气的,说以一个人改变天下的风气,宋时有王安石的新学,今有王阳明的良知。想要拨乱世反诸正,只能待后来人了。
  王夫之直接不客气,称呼王阳明为“江左王氏”,说他阳儒阴佛、诬圣邪说。要对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、整天想着悟道成圣负责。
  王安石的评价,一直都是人品过硬、才能过硬,但是带坏了风气。这些人化用此事让王阳明背锅,一脉相承,认可其水平,但总需要一个背锅侠。
  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,发现朝廷居然在武德宫以及下属的营学,复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,科考去《中庸》,也不用朱子的注释。
  舆论渐渐转向,转而又去让朱熹背这口大锅。可有想让背锅的,就有想让其不背的。
  明末心学打开了理学的禁锢,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了享乐主义、放纵主义,道德沦丧等等问题。
  物极必反之下,一些人又认为放纵是不对的,应该加大道德主义,理学礼教不但不应被废,还应该加强才是。
  加之天主教在华传播,一部分人又想着“以耶补儒”,把天主教十诫和礼教融合起来。
  甚至有人琢磨,我天主教在中华打不过儒家,我还打不过佛教吗?
  取代儒教不可能,那为什么不取代佛教,成为和儒家关系最近的补充呢?
  于是有人提出,所谓佛教,就是天主教东传后的变种。三位一体,和佛家三佛是一样的。
  化身佛,佛陀为了度脱世间众生,随缘教化、随应三界六道等情况显现的变化之身。其实,就是耶稣,也是一样在人间行走。法身佛,即为圣父;报身佛,即为圣灵。
  顺带着,又用佛家不杀生,质问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、孔夫子祭祀?打不过根深蒂固的儒家,先借着儒家的力把佛教殴了一遍,双方甚至发生了教徒互殴、殉教武战、你焚寺庙我烧教堂的情况。
  加上王阳明又被一些人认为是“阳儒阴释”,更是跟着一起背了个谈悟性、谈心性误国的大锅。释家节节败退,天主教传播更加凶猛。
  还有一部分守旧党则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经义根本不相容,甚至违背。天主教认为用“天主”、“上帝”这些中国词汇玷污了DEUS;儒家部分人还认为天主教瞎鸡儿用天主、上帝这样的词才是大不敬。
  一时间整个文化思想界,比之明末的时候更加混乱,简直是乱成一团。
  奇葩学说涌现不停。
  整体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,破而后立一直没出现,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。
  从孔孟到阳明,各家学派互相喷,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,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。
  除了不敢否定“儒”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,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,各显其言。
 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,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,事功之学,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。
 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,平静之下,暗流涌动。
 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,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。
 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,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,又极为事功,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。
 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,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。
  六经注我、我注六经,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,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。
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这一点不会错。
 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,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,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。
  北方派颜元痛斥“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,甚可羞。‘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’,即为上品矣”。
 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,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。
 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,要“习礼、歌诗、学书计,举石、超距、击拳,率以肄三为程,讨论兵、农,辨商今古”,不但要学诗歌礼仪,还要学数学、打拳、身法、武术、兵法、农学……
  但在土地政策上,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,是有激进复古“井田”的想法的。
 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、带来了《乌托邦》等小册子后,这种恐慌更甚。
 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,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。
 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,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,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。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。
 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,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。
  认为“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,虽然不免夹杂霸道,非是王道,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。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,以至于朝代交替,世道沦落如此。”
 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,北方学派也认可。
 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,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。
 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,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:学校既要教经义,还要教兵法、治民、算学、水利、天文、农学、击剑等。
  以经义为主修,以治事为辅修。
 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,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。
 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,就能干正事,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,正事啥也不会。
  高呼:必破一分程朱,始入一分孔孟!颇有些砸碎孔家店,救出孔夫子的意思。
  理想是美好的,现实是残酷的。
 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,已经耗费太多。
  若是全国兴学,搞分斋教育,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。
  没钱。
  至于南方学派。
 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,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,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,更趋近于“农商一体、发展工商、通商惠工,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,流通货币。”
 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,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,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,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,铸造银币。
  至于开海、通商这些事,他们也是支持的。
  当然,他们也反对收重税,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。
  对“通商惠工,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”这件事,他们说的更加直白:
 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、本末之争?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。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,也就罢了。但看后来的表现,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,这哪里是义呢?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,真是既当又立。
  至于是哪些人……倒也没说的太直白。
 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,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。
 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,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,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。
  这要是敢用,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。
 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,成为了两方争夺“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”的根本矛盾。
 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,也是靠这个起家的,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,根本没成体系,自然不敢用。
  文华之盛,始在江南,财税重地,有钱文化就昌盛。
 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,不管是对外政策、贸易政策、土地政策、税收政策等等,都各执一词。
 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,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。
 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,至今还没有结束,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。
  破是破了,立却未立,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,理学深入之深,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,本朝又兴事功学,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。
  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,他可以悟道,可后来学心学的,很多都学歪了。
  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,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,加上理学的残余、心学的扭转,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。真正的实学难学、立功太难,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口号却简单的多,立国没几年,夸夸其谈之辈渐多。
  天佑殿里的人,总算好些,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人精,但也乱的可以。
  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,剩下四个,一个北派的,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,一个南派的,一个心学异端。